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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搞劳动”方面，学校办有农场、砖瓦厂，各班设有学农基地。学校开设劳动课，组织学校到农场种植小麦、地瓜等作物，并割草烧砖瓦，砌学校围墙。这不仅培养了学生劳动习惯，还掌握了一定的劳动技能。

这期间，教职员工和学生中感人事迹层出不穷，如校长陈世良在困难时期，不仅对供应的米糠食品丝毫不染，还千方百计组织师生采集野果、野菜和藕杆等做多种代食品。教导主任陈希立创业艰辛，既当教师又当医生，任劳任怨，象慈父般关心师生。林丛生教师不仅教学认真负责，而且对学生要求严格，以身作则，班级管理是学校的一面红旗。方茂发老师在教学设备缺乏的情况下，克服困难，制造校具，是技术革新的尖兵，赵炳发老师坦任俄语、地理、体育等课程，除搞好教学法外，还积极开展工作各种体育活动，给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蔡联滨老师兼抓生管，每天起早摸黑，日夜巡视，常在三更半夜为学生盖被，对学生爱护备至。庄孝赵教师连续多年，任毕业班语文教师，中考语文成绩曾获全县第一名，地区前三名。他总结的教学经验印发地区各中学，并在《福建教育》上发表。还有总务潘正章积极为教学服务，及时添置供应教学用品，廉洁奉公，精打细算，是个好当家。特别是工友杨春梅爱护学生如子女，对待师生亲如一家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态度和蔼，令师生难于忘怀。优秀生蔡慕熙等，思想好，劳动好，学习好，大部分学科成绩都达到满分，成为考不倒的学生。

三、文革动乱、半工半读

（1966—1976）

一九六六年， "文化大革命"运动波及全国。运动初期学校领导被指为"当权派"靠边站，师生写大字报，以后学语录，讲路线，谈观点，接着停课闹革命，搞串连。以后中央文革虽然提出复课闹革命，串联还是无法停止，一直闹到六七年五月，学校暂由陈希立主持校务。上级再次重申“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”。可是运动纵深发展，派性愈演愈烈，课已复不成了。六八年秋，上级一边号召学生上山下乡，随便发给毕业证书算是毕业了，一边派支左部队进校。接着上级又提出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，派了工宣队接替支左部队，本校的工宣队是由白琳茶厂工人组成。同时，学校实行大联合，接着批斗“一小撮”，给“一小撮”挂牌、游街。1968年12月，学校成立革委会。革委会、工宣队带领学生下乡到翁江、瓜园、翠郊、棠园、车阳、牛埕下支援农业，白天割稻，晚上学“宝书”斗“一小撮”， 这是文化革命运动中期。

一九七五年秋，上级派吴本栋同志接替李笃英主持校务。随后又派王祖修同志来校共同主持校务。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要打破课堂教学旧框框，红卫兵上讲台自教自学，教师只能从旁指导。接着号召学习江西龙岗办学精神，学校要以黄帅、张铁生为榜样。红旗杂志不断发表文章，“只怕红旗落地，不希罕卫星上天”。这时，学校真的开门办学，学生半天学习，半天劳动。本校师生初战葛藤岭，开辟茶园五亩，既种茶又种地瓜。为了更好地学习龙岗精神，七四年春又大战鸡心岗，种茶、施肥、锄草，做为学生主要学习内容之一，当时发毕业文凭的标准是看谁掌上茧最硬，谁的成绩就最好，就能得到文凭。从1973年到1975年的高二班级都办了赤医班，为期二个月，由陈希立同志担任医药知识这一门课。他把中医、西医、青草、针灸编成讲义印发给学生，以便治疗农村一般常见病。每年端午节前后一星期带领学生到太姥山一带采觅青草，这对以后学生上山下乡在缺医少药的乡村多少有所帮助。